陈嘉庚传略
在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这三十多年的风暴中，出现了许多人们难以忘却的历史人物，毛泽东主席称誉为“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”的陈嘉庚是其中的一位。
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，“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”。不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他都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。他把一生献给爱国兴学，献给救亡大业，献给振兴中华，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。
陈嘉庚生于国难，长于国难。 1874年10月21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（现属厦门市），那里距离因鸦片战争失败而被迫通商的“五口”之一的厦门只有一水之隔。他目睹中法战争中法国战舰侵入福州马尾，目睹台湾割给日本侵略者，目睹鼓浪屿沦为帝国主义的共同租界，从清王朝辱国丧权和腐败无能的现实中，逐步认识到政治变革的必要，增强了爱国心。
陈嘉庚在贫穷落后、民生调蔽的家乡度过了青少年时期，念的是私塾。十七岁远离家乡，到南洋谋生。父亲陈杞柏在新加坡开一家不大的米店，陈嘉庚就在那里服务了十三年，直到米店收盘，才出而独立经营黄梨罐头厂。他很快就崭露头角，以开拓者的姿态，从事橡胶垦殖业，被称为东南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。1911年前，他从黄梨厂、橡胶园和米店获利数十万元，成了同业中的佼佼者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的事业迅速发展提供了机会，橡胶不断涨价，海运业获利丰厚。1923年到1925年他已成为一万五千英亩橡胶园的拥有者，橡胶制品遍销五大洲。他还经营米厂、木材厂、冰糖厂、饼干厂、皮革厂，资产达一千二百万元（叻币，约值黄金百万两），“华侨大实业家”之名远驰海内外。
然而这一大实业家的“鸿鹄之志”，不在发财，而在于报国。他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哺育下参加了同盟会，辛亥革命时被新加坡闽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，募款支持福建光复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；并为发展当地华侨教育作出贡献。1912年他回乡创办集美小学校，在其手撰的《集美小学记》中，把兴学目的说得很明确：“余侨商星洲，慨祖国之陵夷，们故乡之哄斗，以为改进国家社会，舍教育莫为功。”十数年内陆续增办各种类型学校，到1927计有：男子小学、女子小学、男子师范学校、男子中学、女子中学、水产航海学校、商业学校、农林学校、幼稚师范学校、国学专门学校，统称集美学校。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批准“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”。
1919年爆发“五四”运动，陈嘉庚看到了新的希望，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创办厦门大学，“通告”宣称：“民心不死，国脉尚存，以四万万之民族，决无甘居人下之理，今日不达，尚有子孙，如精卫之填诲，愚公之移山，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。”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。
在世界经济危机袭击着殖民地经济的时候，陈嘉庚以硬骨头精神同英国垄断资本集团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。垄断资本集团强迫他停止提供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经费，他愤然说：“不，企业可以收盘，学校绝不能停办！”1934年，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困难重重中收盘。企业失败了，“倾家兴学”的美名永存。黄炎培说：“发了财的人，而肯全拿出来的，只有陈先生。”
陈嘉庚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，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。他提倡学生要在德育、智育、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，倡办职业技术教育，高度重视师范教育，认为“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”，等等。这些，即使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也具有可供借鉴的意义。
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是在抗日斗争中确立的。1928年他担任“山东惨祸筹赈会”会长，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。 “七七”事变发生后，他又被推举为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（简称“南侨总会”）主席，领导南洋一千二百万华侨出钱出力，支援祖国抗战，使华侨爱国大团结进入一个新阶段。
陈嘉庚不但关心祖国的难胞，尤其关心民族的兴亡。在南侨总会成立不久，他曾向重庆国民党中的妥协派发出了最猛烈的抨击。 当时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，人心动荡，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，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着最大的危险。陈嘉庚当即以 参政员的身份向正在开会的国民参政会提出“敌未出国土前言和 即汉奸”的电报提案。这个提案被会议热烈通过。邹韬奋称这寥寥 十一个大字是“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”。汪叛国后，陈嘉庚致 电蒋介石，要求“宣布其罪，通缉归案”。这种大义凛然、顽强斗争的民族气节非常可贵！
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折点。在这以前，他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。1940年3月，他率“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”到了重庆，亲自观察到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丑恶行径，“国共摩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”，遂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拦，在侯西反、李铁民陪同下毅然访问延安。在那里，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和其他中共领导人，参观了抗日根据地的学校、工厂、机关，考察了陕北人民生活，“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，延安共产党必胜”。后来，他在《南侨回忆录》开弁言中写道：“见其勤劳诚朴，忠勇奉公，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，并实行民主化，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，与民众辛苦协作，同仇敌忾，奠胜利维新之基础。”他醒悟了，“如拨云雾而见青天”，从此坚决转向拥护中国共产党，这对一代华侨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。他回新加坡召集第二届南侨大会，宣布国共摩擦的真相，指出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”。对顽固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推动广大华侨坚持抗战，反对妥协；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；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的斗争。
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，陈嘉庚组织“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”，被推举为主席。在英军放弃新加坡前夕，经亲友一再催促，方悄然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去，厦大和集美校友黄丹季、郭应麟、林翠锦（女）等冒着生命危险，掩护他匿居印尼玛琅。他在这期间撰写《南侨回忆录》，身怀一包氰化钾，随时准备以身殉国；他曾赋诗明志：“何时不幸被俘虏，抵死无颜谄事敌”。高风亮节，堪为后人矜式。
陈嘉庚终于躲过了敌人的魔掌，日本投降后，安全回到新加坡，受到华侨五百个社团的欢迎。1945年11月18日，重庆十团体举行“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”，毛泽东主席送的“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”的祝词，成了历史性评价。
当时，全国人民既欢庆抗战胜利，又注视和平建国的前途。陈嘉庚对重庆谈判不抱希望，认为“还政于民，谋皮于虎。蜀道如天， 忧心如捣”。果然，全面内战不幸爆发了，陈嘉庚以“南侨总会”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，美国参、众两院议长等，明确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，于美蒋的反动阴谋以有力打击。为了斗争的需要，陈嘉庚在胡愈之、张楚琨、李铁民的协助下，创办《南侨日报》，毛泽东主席为该报题词：“为侨民利益服务”。这家报纸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，支援祖国解放斗争作出了贡献。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爱国运动相呼应，陈嘉庚组织了“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”，并被选为该会主席，领导华侨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。
1949年新中国诞生，陈嘉庚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，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。此后，定居集美的十二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期。他生活在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祖国，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内心的喜悦与兴奋是难以形容的。正如他1955年旅行全国所得的结论：“事实证明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，使人民幸福。”（《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》）报国的积极性更高了。董必武赠以集句：“树立甚宏达，壮心不肯已”。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产业变为现款加上筹款共汇回一千多万元（人民币），用于扩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。对国家大政和家乡建设提出许多具有卓见的建议，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采纳，其中尤以鹰厦铁路和厦门海堤的建设方案最为人们所熟知。他是党的真正诤友，在国家事务方面如有不同意见，总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做到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。他激动地说：“知我者党也！”
陈嘉庚恪遵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古训，生活朴素，自奉菲薄，居旧室，自定伙食标准每日不超过五角。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：“应该用的钱，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，不应该用的钱，一分也不要浪费！”临终他把遗产三百万元（人民币）全部献给国家。
陈嘉庚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。
1961年8月12日，陈嘉庚病逝于北京。弥留时他仍殷切盼望台湾回归祖国。遗著有：《南侨回忆录》、《南侨正论集》、《住屋与卫生》、《民俗非论集》及《新中国观感集》。
国家给予陈嘉庚以国葬的哀荣，灵枢运回集美，安葬于“鳌园”。
1874年 10月21日（阴历九月十二日）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，父陈杞柏是新加坡商人。
1882年 9岁。在南轩私塾就学。
1890年 17岁。奉父函召，第一次出洋新加坡。
1891年 18岁。在其父所营顺安米店学商。
1893年 21岁。归国与张氏成婚。
1895年 22岁。第二次出洋新加坡。
1898年 25岁。回国奔母丧。
1899年 26岁。携妻张氏第三次出洋新加坡。
1900年 27岁。归国葬母。
1903年 30岁。第四次出洋新加坡。
1904年 31岁。在此后三年间，创业颇有成果，奠定一定经济基础。
1910年 37岁。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。被推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及道南学堂总理，向闽侨募捐五万多元建筑校舍，这是致力教育事业的开始。
1911年 38岁。辛亥革命胜利，福建光复，被推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，筹款二十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，另筹五万元接济孙中山先生。
1912年 39岁。携眷回国，筹办集美学校。
1913年 40岁。集美学校正式开学，购地扩建校舍和操场。第五次出洋新加坡。
1915年 42岁。租轮四艘，经营航运，获利颇巨。
1916年 43岁。购进三千吨轮船一艘，命名为“东丰号”。
1917年 44岁。购进三千七百五十吨轮船一艘，名为“谦泰号”。因两年来营业顺利，派胞弟敬贤回国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。筹款二十多万元救济天津水灾。
1918年 45岁。集美师范和中学正式开学。发起筹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。
1919年 46岁。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正式开学。回国筹办厦门大学。组织同安县教育会，对各乡小学给予常年补助，受益者三十多校。
1920年 47岁。集美学校增设女子师范和商科。创办集美水产航海学校。
1921年 48岁。厦门大学在集美开学。
1922年 49岁。第六次出洋新加坡。
1924年 51岁。在新加坡创办《南洋商报》。
1925年 52岁。创业有成，资产达一千二百万元，是他一生中登峰造极，得利及资产最巨之时。
1926年 53岁。扩建南洋华侨中学校舍。创办集美农林学校。开始面临逆境，胶价暴跌，营业亏损甚巨，被迫将厦大和集美两校校舍建筑工程局部停工，但经费仍竭力维持。
1928年 55岁。5月3日，日军侵占济南，组织山东残祸筹赈会，募款救济受祸难胞。
1937年 64岁。"七七"事变发生，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，被推担任主席，捐募新加坡币一千万元，支援祖国抗日战争。
1938年 65岁。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。致电汪精卫反对其主张同日本和谈。
1940年 67岁。组织"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"，并率团返国到重庆、延安等地视察慰问。
1941年 68岁。被推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。组织南洋闽侨总会。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。12月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领导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。
1942年 69岁。新加坡沦陷，避居爪哇三年，写成《南侨回忆录》和《住屋与卫生》。
1945年 72岁。日本战败投降，重返新加坡。11月18日，重庆各界召开"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"，毛泽东主席特送条幅，“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”八个大字。
1946年 73岁。创办新加坡《南侨日报》。
1947年 74岁。召开新加坡华侨大会，反对荷兰殖民军屠杀印尼巨港华侨暴行，议决准备对荷兰实行经济制裁。为集美各校开拓经费来源，在香港创办集友银行，实行以行养校，是史无前例的创举。
1949年 76岁。抗日战争胜利后首途回国。9月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，被选为常务委员。10月1日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，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。
1950年 77岁。最后一次出洋新加坡，结束未了事务。当年回国定居故乡集美村，亲自主持集美、厦大两校校舍的修建。
1954年 81岁。9月，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
1955年 82岁。视察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西南等地。
1956年 83岁。当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。
1959年 86岁。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。创立厦门华侨博物院。
1961年 88岁。在北京逝世，遗体移集美鳌园安葬。